11/18
親民黨 宋楚瑜 治國政見-讓我們共同改造台灣
關鍵四年 讓我們共同改造臺灣
工業革命,奠定了英國富強的基礎;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近五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任誰也無法想像,一個蒸氣機的發明,立即改變了整個生產過程,甚至富強了一個國家。任誰也無法想像,一個理念的宣揚,立即改變了傳統中國的封建制度,甚至創造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當時代的巨輪不停向前轉動的同時,也意味著新、舊典範之間的開始競爭、轉變、位移。正如同美國獨立運動所創建的民主政治制度,對當時仍堅守君主專政制度的法國而言,不可不謂是前所未有的奇聞,然而,到了最後,卻成為法國共和政體所欲學習的對象。
這意味著典範之間的競爭,在一開始可能會有所衝突;典範的轉變,在一開始可能會無法讓人欣然接受。在任何一個時代之中,總有一群人扮演拒絕改變的保守派,相同的,也總有一群人扮演接受時代挑戰的變革派。兩者的差異,端視其面對外在環境改變時,所抱持的心態是抗拒,還是正視外在環境的變遷,而找尋適當的對應方式。老羅斯福總統,面對經濟大蕭條的年代,選擇前衛性的擴張需求政策,使美國安然渡過經濟難關。蘇聯戈巴契夫總統,面對追求民主化的蘇聯共產政權,選擇用和平轉移政權的方式,避免了一場流血衝突。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以及敘利亞總統格達費,面對人民追求政治上的自由民主,選擇以鎮壓的方式,回應民眾的需求,終至自己領導的政權垮台。顯見國家領導人面對時代變遷、典範轉移時,他所做的任何決定,都影響了國家是繼續前進,或是對立內耗。
一次寧靜革命
民國76年,堪稱是臺灣社會運動史上,關鍵的一年。由於國民黨宣布解嚴,並開放政黨登記,使得臺灣社會更朝向正常民主國家的方向發展。勞工運動、農民運動、教師運動、殘障者與其它弱勢族群爭取權益運動、老兵福利自救運動、政治受難者人權運動和大陸來臺人士返鄉運動等,相繼出現,讓臺灣的社會運動從基本人權走向政治人權。這樣的變革,讓過去生活在戒嚴威權時代的民眾,完全無法想像。爾後,伴隨人民政治知識的增加,以及民國79年,司法院做出的第二百六十一號解釋文,讓知識份子以及有志青年群聚中正紀念堂,號召野百合運動。野百合運動的主要訴求是改選萬年國會,讓臺灣得以落實真正的民主化。野百合運動的出現,大大衝擊當時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而四十年未曾改選的國民大會代表以及立法委員,終究在民國80年底全數退職,堪稱臺灣政治史上第一次不流血的「寧靜革命」。因為寧靜革命,臺灣人才得以用自己的選票選出立法委員、省長,甚至是總統。
國會全面改選的重要性在於開啟了總統直選的可能。回首第一次臺灣舉辦總統民選的過程史,我們才會知道總統民選是件多麼得來不易的一件事。有的人站在歷史的浪頭上,選擇委任選舉,也有的人站在歷史的浪頭上,選擇全面直接選舉,不同的選擇造就出不同的歷史結果。但我們慶幸臺灣人民選擇正確的一方,不畏懼國內、外政治環境的壓力下,堅持由臺灣人真正當家作主,用民主的方式,選擇自己想要的國家領導人。不但傲視東亞,更贏得民主國家的敬重。
二次寧靜革命
然而,歷經了四次總統選舉以及兩次的政黨輪替,我們發現臺灣的民主並沒有因此深化,反而讓臺灣的民主被統獨、藍綠意識型態所綁架。政治人物的想法,不再是為了提升人民的福祉努力,反倒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犧牲大眾的利益。前人辛苦爭取來的參政權,也變成政治鬥爭下的奪權工具。試問要求選民含血、含淚投票的政客們,心中究竟把選民的福祉放在第幾順位?到底是增進升斗小民的福祉比較重要,還是維繫政客們的既有權力、既有利益比較重要?茉莉花革命的號角,喚起了人民自覺的力量,也敲響了西非獨裁政權的喪鐘。這股來自人民自發性的力量,強烈宣示主權在民的真理。
臺灣囿限在統獨枷鎖、藍綠對抗的紛爭已經十多年。這個政治人物創造出來的假議題,虛耗臺灣政治、經濟發展的動力。不但阻礙了經濟的成長,也延緩了民主的深化。未來四年是臺灣要脫胎換骨的關鍵四年,面對國際各方面強烈的競爭,我們需要再一次脫胎換骨的改革,這就是「二次寧靜革命」。寧靜革命,不是要挑起對立,血淋淋的與敵人對抗,達到改朝換代的目的。相反的,二次寧靜革命是要重建人民彼此之間的信任關係,摒除藍綠、摒除統獨、摒除對立,用民主的機制、用投票,向挑起對立的人說NO,重建一個和諧、互助、互信的新臺灣社會。我們期待臺灣在經過這次脫胎換骨的寧靜革命後,讓臺灣成為全球華人最想居住的地方,讓臺灣成為引領大陸巨龍前進的龍珠,讓臺灣成為東方的瑞士。
讓臺灣成為全球華人最想居住的地方
二次寧靜革命是一種體質的改造,要由內而外的,改造政府的體質以及人民之間的關係。它包含改變政府做事的態度,並且引領整個社會建立互信,進而引領整個國家產業進行根本上的變革。唯有重整政府,讓政府施政效能提升、產業改造,讓整體失業率降低、重建信任,讓社會各階層、各族群和平相處,方能吸引全球華人來臺定居。
一、重整政府,重建人民信任
「重整政府」,不是一個口號隨便說說,而是要讓政府不但清廉,更要有效能,要能確實的發現問題,進而解決人民問題。執政者(政府)除了做好一個管理者,更要主動做好輔導者的角色,幫人民過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重整政府是要讓政府更有公信力,才能更有公權力;如此一來,人民才會真正相信政府。
為了讓政府效能提升,因此,當前行政機關必須進行根本性的體質改造。首先是組織文化的改造,消滅欺上瞞下,建立良性競爭。政府官員面對人民,不是面向長官;人民才是政府的主人,官員只是為人民服務的僕人。其次,政府機關必須去疆界化(Boundary-less),政府各部門必須總體作戰,不能各自為政。政府機關猶如人體構造,人體沒有任何一個器官可以單方面運作,而不需要其它器官的輔助。相同的,政府也是。單兵作戰、各自為政英雄主義式的政府,只存在於童話故事之中。現實生活中,政府必須整合,進行上下左右機關的連結。否則一個政策順了姑意,逆了嫂意,不是政令不出行政機關,就是政令朝令夕改,民眾無所適從。第三,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關係,不論財政、體制、指揮、總體監督與執行,都必須重新規劃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中央政府必須一改過去是地方政府上級單位的心態,中央與地方關係,不再是絕對的上下、從屬關係。中央與地方是伙伴關係,中央政府協助地方政府,共存共榮的和諧新關係。第四,強化國會監督功能,賦予國會閣揆同意權與總統到國會進行國情諮文。過去幾次修憲,讓我國的政府體制,始終在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難以釐清。這樣所造成的結果就是,各政黨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方式來解釋政府體制,造成國家體制混亂不清。唯有強化國會監督功能,賦予國會閣揆同意權,才能讓立委協助執政者抓漏補洞,一起監督執行,而非單純的幫行政部門護航蓋章。
二、重建公平正義社會
「重建信任」,一方面要讓人民彼此之間重拾信任,不否定對方對這片土地的情感,另一方面則是要,拋開藍綠與族群的對決,重建臺灣社會整體的信任感。因此,首先要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讓臺灣社會各階層、各族群沒有被剝奪的感覺。
古典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唯有降低生產成本,資本家方可利益極大化。資本家唯有不斷尋找更低廉的勞工、更便宜的生產原料,才能創造出最大利益。在這樣的勞動經濟結構下,勞資關係是處於對立面。一方唯有盡可能的壓縮對方利益空間,才能讓自己獲利。這樣的勞動關係是緊張的、脆弱的以及充滿不確定性的。20世紀初,美國經濟大蕭條的經驗告訴我們,即便再有錢的資方,也無法抵抗沒有消費力的市場。勞資關係應該是相輔相成、互助合作的。資方應該重視勞方無形的人力價值,而非計算有形的勞(體)力價值。相同的,勞方也應該計算資方的投資風險,而非只看到資方利益。如此一來,勞資關係方能和緩、和諧。有關類似基本薪資問題、外勞數量等問題,我們不該再以勞資對立的方向來思考,而應以勞資互惠的方向處理。唯有讓社會多數人有了穩定的工作後,國家的財政也得以穩定、有收入,進而推動社會福利政策,讓溫暖的陽光能夠照映到每一個黑暗的角落。
對於年輕人、社會新鮮人,我們主張提供青年兩桶金、國有地籌建國民住宅,讓年輕人買的起房子,落實居住正義。兩桶金,一桶金協助年輕人輕鬆租屋,另一桶金則協助年輕人購屋。近幾年來,臺灣年輕人的起薪逐年降低,然而臺灣房價卻逐年增高,使得年輕人不但沒有房子住,更不敢結婚、生子,養育下一代。這樣造成臺灣社會少子化、高齡化,長久而言,將導致臺灣產業競爭力、國防安全、社會福利支出等,出現重大問題。當解決年輕人居住正義的問題後,吾等再進一步提出「扶老攜幼」政策,解決年輕人不敢生,老年人口逐年成長的問題。我們提出「八六五」方案,鼓勵年輕人生育下一代。初生嬰兒每月補助8,000元、1~2歲幼兒每月補助6,000元,以及3~4歲兒童每月補助5,000元。對於老年人,我們提出「居家照護」方案,一方面提供最好照護,一方面開創新的就業機會。
公平正義社會,另一個要處理的問題是「改革司法,重建人民對司法的信任」。身為執政者,必須捍衛司法正義,絕不選擇性辦案、干涉司法判決。為了減少司法資源浪費,未來司法審判,將著重提升第一審法官素質以及恢復宣判前送閱制度。
當前司法的三審制度,司法體系並未特別重視第一審法官的資歷,導致許多第一審判決,與社會主流價值相違背,造成司法威信喪失。未來應該改成資深的司法人員擔任第一審法官,減少與社會主流價值相違背的判決。恢復宣判前送閱制度,並非干涉審判,而是在宣判前統一司法見解,避免人民無所適從,降低司法威信。
讓臺灣成為引領大陸巨龍前進的龍珠
一、建立臺灣共識,堅定臺灣優先的立場
兩岸關係,從過去到現在甚至是未來,對臺灣而言,都是當前最重要且最需要面對的課題。親民黨認為兩岸關係須依中華民國憲法所揭櫫的國家定位來決定。亦即,依兩岸目前存在的事實和中華民國主權現況,推動兩岸互動,並須受到對岸和國際的承認和尊重。
兩岸問題已非表象的統獨爭議,而是現實的臺灣人在大陸權益保障的問題。因應當前現況,兩岸不論在經濟貿易、文化、學術、宗教等交流,早已日趨頻繁,尤其臺商在大陸所創造出來的經濟產值與就業機會,對促進大陸的現代化,可謂功不可沒。但臺商在大陸的經貿保障以及人身保護,相較而言,至今仍顯不足。
親民黨主張,總統與立委選舉過後,不論哪一個政黨勝選,都應該立即召開國是會議,召集朝野政黨,爲兩岸問題尋求最大的共識。我們有必要先重建人民之間的信任關係,再重建政黨之間的互信機制,進而促成臺灣共識。產生臺灣共識,沒有時間表,亦沒有預設立場,而在臺灣內部沒有共識前,兩岸關係應以維持現狀,和平發展為最高原則。
二、進行第三波產業革命,讓臺灣成為大陸巨龍前進的龍珠
過去大家所熟知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機制出現了嚴重問題,金融海嘯、國際熱錢、物價上漲等新問題,衝擊著各國政府的經貿反應能力。以前是「資本→原料→工廠→市場→利潤」的結構,演變成現在直接由「資本→利潤」,因為錢賺錢比較快,結果造成了生產關係與金流間的脫鉤。各國都以金融操作、金融衍生性商品,創造出亮麗經濟數字,卻同時出現可怕的失業數字以及忽略了泡沫經濟的可能。
然而,舊時代的政府只會在問題發生時,試著找尋方法解決。殊不知政府一個政策出櫃,從概念、規劃、到法令通過,最快就要一年,再等預算、人才、組織到位,又是一年,到了實作修正,再來一年。所有的問題越滾越大,舊的方案趕不上新環境的變化,導致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金錢都無法降低失業率以及刺激經濟成長。所以現代化的政府,最少要看到三年以後的趨勢,馬上著手,見微知著,這樣防患於未然。這本是執政者本能的作為,卻因大家不重視,反而變成「有效率」的政府,倒果為因。
隨著國際經濟自由化的趨勢,以及國家疆界模糊,沒有一個國家能再以封鎖邊界來阻止人流、金流、物流、資訊流,四流的移動。這是國際化必然的結果,也是臺灣應當正視的問題。四流在國際間快速移動,產業鍊亦可以整批移動,貼近市場(銷售中心)或工資低的地方(成本優勢)。對臺灣而言,是危機也是轉機。當前很多失業問題不再是「job-less」,而是「desk-less」,不是裁員或不景氣導致失業,而是這個職位根本不被需要了。在國際經濟快速變化的浪頭上,臺灣若掌握的好,將引進大量的人流、金流、物流、資訊流。反之,臺灣若掌握不好,現有的人流、金流、物流、資訊流將快速移出。一念之間,可以讓臺灣是東亞小蟲,亦或是東亞龍珠。面對這樣新時代的挑戰,我們還要繼續談統獨、談藍綠嗎?這就是新的經濟型態,政府應該提早準備、告訴大家,而非一昧怪罪全球經濟不景氣,是咱們政府不爭氣。
日前媒體報導,臺灣面板以及DRAM產業,今年虧損,恐達千億臺幣之譜。這是多麼可怕的數字,顯示出臺灣電子業已進入微利時代,代工已無利潤可言,電子業要活下去,就要建立自己的品牌與通路。政府應加速產業進行革命,而非被動補助、補貼。
三、臺灣的機會與臺灣經貿策略
臺灣的機會在於,我們有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尊重人權以及豐富的多元文化。由於臺灣歷史的發展,使得臺灣人的包容性與多元性都是其它地方所沒有的。臺灣與中國自古以來文化相同、語言相通,加上成熟的民主制度與對人權的尊重,使得各國企業在臺灣的投資,能獲得完全的保障。臺灣可以成為各國企業創新發展的試點場所,待試點成功後再至大陸開展乃至行銷全世界。臺灣在軟、硬體上的技術與開放態度,是對岸所不及,尤其網路自由上,臺灣主張絕對的自由,不但可激發更多的創意,更大大保障人權不受侵犯。在地理位置上,臺灣享有與生俱來的海洋與地理位置優勢。若以臺灣為經濟軸心,向外進行輻射,則美、日、東南亞等經濟體,都是未來臺灣發展的可能。在人力資源上,臺灣擁有比大陸更平均的教育水準,比歐美更勤奮的民族性,比東南亞更忠實反應中國文化傳統。這些都顯示,臺灣人絕對是世界經濟進入中國大陸的先鋒軍。
讓臺灣成為東方的瑞士
一、面對環境變遷,重新建構人與土地的和諧關係
過去我們常言:人定勝天。但一次又一次的氣候變遷、大自然對人類的反撲,已經不是全球暖化問題所造成的,而是全球氣候極端化。中國長江可大旱三個月,卻又在一夕之間洪水氾濫。日本接二連三的地震,不但造成人員、財產的傷亡、損失,更可怕的是產生許多無法救治、處理的災害,例如輻射。泰國連續一個月的洪水,也驗證了全球氣候的極端化,不是一地、一省或一國的問題,而是全世界都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誰也無法預知下一次的災難將會發生在哪一個國家。
臺灣必須重新進行國土規劃,改變人定勝天的觀念,重新建構人與土地的和諧關係。地層、水利、水源、房價、人口、區域發展,均需進行國土重規劃。以房價問題為例,臺北地區房價高,是因供需關係,臺北人太多,所以打不下來。人為什麼擠臺北?因為工作機會。人跟著工作走,工作跟著產業走,產業都集中臺北,自然人都在臺北。所以,要解決房價問題,不是連臺北以外地區低房價一起打,而是做好國土規劃,規劃好特定產業區域,自然人們往此移動。再者,區域應有發展特色,城鄉應有發展區別,不應齊一化。徹底的在地化,就是國際化。我們不必要什麼地方像普羅旺斯,而是要這地方與普羅旺斯齊名,特別到全世界獨一無二。此外,政府的公共工程建設也要一改過去「遇山鑿洞、遇水架橋、填海造地」的觀念。因為大自然反撲的速度,永遠比人類建設的速度要快的多。唯有和諧的與土地共存,不濫墾、不濫伐,不過度開發,亦不過度建設,順應自然而為,適時發展綠能產業,才可確保我們生活的寶島得以永續發展。
二、發展綠能產業,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臺灣綠能產業的發展,在全世界有不錯的表現,尤其太陽能相關產業方面,更是領先國際。第三波產業革命,不但是要將產業結構進行汰舊換新,更是要將生產思維進行全面改造。過去我們仰賴核能發電,但我們只計算發電成本,卻沒有計算風險成本以及善後成本,這就是產業舊思維。但看看德國面對核能發電的態度,我們不禁要更審慎面對我國核能發電的問題。我們要提出一個新的思維模式,當計算風險成本以及善後成本後,我們就知道即使核能發電也僅是權宜之計。當前臺灣有許多地方進行「養水種電」試辦工程,不但可延緩沿海地層下陷的問題,更進一步的提供「新能源」方向,就是一個嘗試朝向綠能產業的思維模式。
另一個產業思維新模式就是逐年降低勞力密集、資本密集產業,朝向小而美,需要高度人力素質產業。隨著臺灣逐漸開發,臺灣勞工已經不俱有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論勞動力成本,大陸、越南勞動力成本,比我們更低。這幾年我們已經深受其害,產業紛紛外移設廠,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因此,我們更應該思考臺灣人力的優勢,發展高度人力素質產業,例如生醫產業、觀光旅遊業。生醫產業是臺灣的優勢,不但沒有排放二氧化碳問題,更擁有臺灣人力資源作為後盾,而觀光業則是臺灣人的熱情好客與服務態度,都不是其它國家短時間內可以超越的。
我們要與時間賽跑。2012年起的關鍵四年需要大家共同打拼,為臺灣找出新的方向與契機,共同改造臺灣。親民黨為此結合多位國內各領域專家、學者,提出新時代、二次寧靜革命綱領與政策活頁書。我們期望人民能冷靜地用選票力量,跳脫藍綠對抗思維,選賢與能,重新開啟臺灣發展動力,找回失去已久的光榮感。親民黨政策活頁書的意義,便在於根據「人民優先、公平正義、永續發展」三大原則彈性制定國家發展方針與策略,能夠與時俱進,開誠佈公,而一反過去政見白皮書,只是單向與民眾傳達理念。親民黨政策活頁書並不是僵化的、固定不可變更的。相反的,它是更靈活的,配合當前的局勢,調整政府步伐,並開誠佈公,集眾人智慧,一同謀全體人民最大利益,它是可以與全體國人雙向討論的。親民黨活頁書的結構包含:兩岸與國安、政府與國會、環境與經濟、人資與教育、生活與公平五大類。親民黨用最開闊的心胸與社會大眾一同參與討論,寄望活頁書政見能最貼切民眾之所需,並以此帶領臺灣進行再一次蛻變、脫胎換骨的改造工程,使得臺灣得以成為東亞龍珠,立足全世界。
洪水橋發展時間表 在 八鄉朱凱廸 Chu Hoi Dick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全港不是垃圾站-
就《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的意見書】
2018年底,有關《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下稱:廢物徵費)正式在立法會審議。「不是垃圾站」認為減廢,不能只靠垃圾徵費,要發揮其最高的功效,需考慮以下措施及問題:
【改革垃圾站】
以往的城市鄉郊規劃設計,沒有回收分類元素在內,導致社區回收的管理及空間不足,在現今環保訴求日益強烈的時代,2019年不應只以環境衛生角度處理廢物,還要提升其處理功能以切合未來的減廢需要。因此,在空間缺乏的情況下,改革垃圾站似乎是必然的趨勢。現時全港有170個離街垃圾收集站及800個鄉村垃圾收集站,我們發現垃圾站現在的功能及管理上存在不少缺陷,包括:
i) 垃圾車的收集延誤:署方聲稱每天至少一天一次的站內垃圾收集,可是個別垃圾站常有延誤、壞車的情況。葵芳興盛路垃圾站曾因夾車壞了一星期而未能把大型傢俬移離,致3分2的空間被堵塞;
ii) 未有善用垃圾壓縮斗功能:不少傳統垃圾站多佈滿一個個660垃圾桶收集垃圾,佔地不少。但壓縮機好處是佔地少,能提升站內存量及空間運用;
我們認為食環署應全面檢討現時站內的管理,並增設垃圾壓縮斗等設施,以釋放更多空間作回收減廢用途,成為回收物存儲及壓縮的中轉站;積極研究所有新建、重建及遷移垃圾站的規劃,把其提升為綜合資源回收平台在不同樓層設立乾濕分類、各項物料專門回收、資源共享、維修保養的分區,成為區內市民前往的熱點。
現時在洪水橋新發展區興建的多層的洪福邨垃圾站尚在初步設計階段,政府應以洪福邨的垃圾站為試點,改革為資源回收中心。
【切實推行生產者責任制,檢討不公平補貼機制】
除了垃圾徵費落後十幾年,生產者責任制也是落後十幾年。我們認為政府必須加速推行生產者責任制,才可令市民揼少啲,慳多啲:
i)重推「包裝物料」生產者責任制:環保署的《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2005-2014)》曾提及會實行包裝物料的生產者責任制,並在2008年推出,可是在《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13-2022》消失得無影無蹤。現時生產商、零售店及網店製造出的包裝物料,如:生果、菜、麵包、瓶裝飲料的包裝膠袋及發泡膠都無從管理。因此,政府必須立例加快推動生產者及銷售商減少使用包裝。
ii)研究推出紙包飲品盒的生產者產任制:2017年每日丟棄紙包飲品盒83公噸,推算一年港人丟棄約3, 000,000,000個到堆填區。可惜,現時香港並沒有任何Tetrapak嘅回收渠道,而政府也袖手旁觀。
iii) 政府現在在香港推行的生產者責任制,為了官僚行政方便,以外判制方式把責任僅放在絕少數的大財團上,對本地中小企為主的回收行業的打壓。加上價低者得的投標機制,以致回收成效大大降低,如最近傳媒報導奪得全港三張中兩張玻璃回收合約的碧瑤回收不達標。相反,台灣、德國等地方推行的生產者責任制,更以回收價格補貼形式(回收一噸、補貼一噸),帶動全部本地回收業追求回收量。
【限塑及健全循環經濟】
自2018年中國因生態問題限制洋垃圾入口,全球回收業受到衝擊,回收處理成本大大上升。在2017年第2季,全球廢塑膠進口到中國有1931萬公噸,到2018年的第2季跌到只有9387公噸。由此,令人思考以回收為主導的環保減廢時代將終結,各國政府轉向著墨於源頭減廢的方向,反應快如歐盟落實在2022年限制使用10種即棄塑膠製品。
專家指,若沒有儘快新闢解決的方法,到2030年,全球將會有1.11億噸的廢塑料因為中國的禁令,無法被回收而被丟棄。因此,不是垃圾站建議政府在實行廢物徵費前,必先考慮源頭減廢的措施配合,並加快限塑及制訂限塑的時間表。加上所謂的回收行業,一直面對塑膠原材料(石油副產品)價格競爭,再多的回收品其實也沒法循環再用。因此一些國家如英國已着力推行,目標在2022年,向所有含少於30% 回收塑膠的塑膠制品徵稅,以鼓勵企業選擇用回收塑膠所生產的製成品,健全現時的循環經濟。奈何香港政府卻沒有點出現時回收產業的真相,並參考英國,推行相關的法例。
荃灣不是垃圾站 Waste-no-mall Tsuen Wan 屯門不是垃圾站 waste no mall - Tuen Mun @上水-不是垃圾站 沙田不是垃圾站 Waste No Mall - Shatin 馬鞍山不是垃圾站 Waste-no-mall Ma On Shan 貢想 Vision Sai Kung 朱凱廸荃葵青團隊 大埔社區學堂 正澳 NO MORE JUNK Bay 回收在街角 觀塘不是垃圾站2019.1:社區自發參與的回收共學活動 西營盤不是垃圾站 Waste-no-mall Sai Ying Pun @大坑*不是垃圾站 筲箕灣資源集運站 石澳不是垃圾站 Shek O Waste No Mall 朱凱廸大嶼山團隊 (東涌不是培圾站) 長洲•不是垃圾站 waste no mall•cheung chau 坪洲不是垃圾站 Waste Free Peng Chau 大澳不是垃圾站 Waste-no-mall Tai O 梅窩不是垃圾站 WasteFree Mui Wo 南丫不是垃圾站 Lamma waste-no-mall 柴灣快閃資源回收站 「土家」故事館 (土家不是垃圾站) 不是垃圾站 Waste-no-mall
洪水橋發展時間表 在 地產小子 Propertykids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另一種觀點~*
//香港樓價去到瘋癲程度,政府無論為了公帑合理運用,還是應付市民住屋需求,發展洪水橋是勢所難免。
只不過,近年政府規劃拍賣官地的策略頗有問題,如果發展洪水橋時不及時糾正,筆者看不出洪水橋發展區可以有效紓緩現時香港樓荒的情況。
由2013年開始,政府傾向拍賣超過1萬平方米,超過10萬平方呎的土地,差不多有四分一土地都是這類型超大土地。超大土地可以發展成超大型屋苑,對地產商作出規劃或許有利,但這肯定不是一個對市民有利的方案,因為只有極為財雄勢大的發展商,甚至有政府資金支持的中國國有企業可以買得起,並發展這麼大的土地。
結果只有少數地產商可以參與這個遊戲,少數地產商可以以本傷人在官地拍賣囤積大量土地,或未來建成單位,而市民的選擇亦都大為減少。雖然香港地產商不多,但過往仍叫可以有選擇,市民仍然可以根據對地產商發展項目的一貫風格作出置業或租賃樓宇決定。
超大面積土地 銀行風險增
英國和香港一樣,出現民眾普遍負擔不起租金或置業資金的問題,英國政府在今年發表《Fixing Our Broken Housing Market》的白皮書中,在1.29節就指出,讓更多小地產商參與,不單提供更多選擇給民眾,亦令建造業更多元化,這對維持市場可持續發展有好處。因此,英國政府傾向劃出更多相對小的土地,讓小地產商可以參與,並希望藉此作為增加樓宇供應措施的一部分。
因此,洪水橋拍賣的官地,如果持續啟德的一貫發展,以過萬平方米土地為主的話,政府雖然做了事增加土地供應,但現實效果卻是事與願違。
另一方面,超大面積的土地,亦為香港銀行系統製造風險,因為很多發展商都會將土地抵押給銀行,太大的土地,不單造成銀行要承受個別超大發展商的風險,而且一旦項目爛尾,銀行要將這麼大的土地脫手都不容易,這種將個別地產商搞得大得不能倒的官場拍賣安排,對香港金融系統亦相當不健康。
對銀行而言,將大部分雞蛋放在一個籃子之上的做法,亦十分危險。在美國開始加息周期的情況下,銀行處理這類超大土地相關的融資工作,就要承受更大之大的風險。
因此,政府無論處理洪水橋發展區,還是新界東北的發展區,政府如何規劃官地拍賣的時間表,以及單一地皮的發展面積就很受關注。若要洪水橋和新界東北社區多樣化,以及快點令更多地產商投入興建新單位,將官地劃細來拍賣是最有效方法。
中小地產商入市 增供應增選擇
特別對想買平樓的市民,其實他們並不一定要住那些中型甚至大型屋苑,他們並不需要甚麼住客會所等設施,他們要只是一個管理良好,間隔四平八穩的單位可以居住,因此,將官地劃得小一點,讓更多中小型地產商入市,這點其實可能比所謂尋找土地興建公屋更快回應到市民的需求。
政府是官僚機構,官僚不在乎將土地丟空,但中小型地產商資金有限,他們必須要盡快將單位推出市場,收回資金,這也是為何英國政府也動中小型地產商腦筋去解決英國房屋問題的原因,而香港政府的政策方向,也應該在這一點,向前宗主國政府借鏡一下。過往香港政府,也搭過不少英國政府政策研究的順風車,為何在民生問題上不繼續這套方針?//